警员收规费，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不收反而不对。
《五亿探长雷洛传》中，雷洛刚开始都想做个好警员，但却被层层打压，在警界根本待不下去，最后不得不选择贪。
所以项南考虑，应该给他们一个悔过的机会。
因此他只殺了贪污最多，危害最大的一批人。尤其是对那些已经辞官、退休的官员予以重击，反正他也已经用不到他们了。
至于贪污较少，危害较小的在职官员，则予以宽大，允许他们戴罪在岗。表现的好以后可以获得赦免，表现不好罪加一等。
这就有点像朱元璋时代了。当时他也是查出了太多的贪官，以至于各地都缺官员做事。朱元璋无奈，只得让那些贪官继续留任。
不过，那些贪官要带着刑具继续办公，称作“戴死罪、徒流办事”，或“戴斩、绞、徒、流刑在职”。
项南倒没朱元璋那么狠，没给那些贪官带上刑具，但也死死地盯着他们呢。敢再犯事，就不是缓刑了。
……
经过这一番反贪之后，大明的官场，算是被项南彻底清洗了一遍。
凡是贪污的，腐败的，平庸的，无能的，有二心的官员，全部被他清洗了下去，这也让大明官场的风气为之一新。
老百姓更是欢呼不已，那些祸国殃民，贪赃枉法的官吏都被项南抓去砍头，让他们自然觉得痛快。
而受了这股风潮的震慑，那些官员都能老实一阵。以往的苛捐杂税、摊派徭役，以及巧取豪夺、欺男霸女的行为都得到了扼制，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都高兴。
这也让项南在民间的声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项南也借此大力推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以及“耗羡归公”三项政策。
这三项政策都是切实触及官员、士绅的切身利益的。单是“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一条，就让那些官员、士绅有切肤之痛。
因为在此之前，官员、士绅是不需要缴纳税赋的，也不用服徭役。这些赋税、徭役都由普通百姓承担。
而在明朝，贫富差距十分之大。贫者上无片瓦遮头，下无立锥之地，一穷二白，还要承担最多的徭役、赋税，自然是苦不堪言。
而那些官员、士绅田地连阡累陌、房屋鳞次栉比，却不用服徭役、缴纳税赋，自然乐得逍遥。
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正因此，明朝农民起义不断，频次之高，历朝历代都相当罕见。就算是史称的“仁宣盛世”、“弘治中兴”时期，依然爆发了十余次农民起义。
相比起来，备受诟病的康雍乾三朝，却没有爆发几次农民起义。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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