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的冬末，北方的寒风比往年来得更加猛烈些，仿佛要将一切都冻结起来。村庄四周被皑皑白雪覆盖，静谧而安详。然而，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小村庄里，一场即将到来的生命之变正在悄然酝酿。
我正站在自家简陋的屋前，望着天空中飘落的雪花，心中充满了期待与不安。这一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的妹妹即将诞生。自从得知我妈怀有三胎的消息后，我便开始默默地祈祷，希望一切顺利。我知道，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多一个孩子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与挑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非常严格，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每一对夫妇只能有一个孩子，超生将会面临巨额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这项政策旨在控制人口增长，减轻国家和社会的压力。但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农户来说，这意味着生活的重担又加重了许多。
我家本就不富裕，我爸在外打工，我在家务农，全家人的生活几乎全靠我爸微薄的工资维持。当得知我妈快要生的消息时，我虽然内心欢喜，但更多的是忧虑。他们很清楚，如果孩子真的出生了，等待他们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还有可能因此受到政府的严厉处罚。
那个寒冷的夜晚，我家的屋内格外紧张。我爸的痛苦呻吟声打破了夜的宁静，预示着新生命的到来。我爸急忙请来了村里的接生婆，我爸则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气氛。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一声啼哭打破了沉默，妹妹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爸迫不及待地冲进屋内，只见我妈疲惫地躺在草甸子上，怀中抱着一个粉嫩的小生命。那一刻，所有的担忧似乎都烟消云散了，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与激动。
然而，这份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二天清晨，当地计生干部得知消息后来到了我家，要求我爸立即缴纳超生罚款。据我妈说，我妹的罚款高达4500元，面对这笔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的钱款，我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爸这两年打工的存款，才三千多块钱，又借了亲戚一千多才凑够。可以说，辛苦两三年，生个娃娃回到解放前。
为了尽快把钱还给亲戚，我爸决定早点儿外出打工，希望能够尽快赚到足够的钱。而我姐则留在家里照顾我妈，我和刚出生的妹妹，同时还要帮助我妈打理家务和农田。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家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他们从未放弃过希望。
在我姐上学前班的时候，我妹妹也一岁多了。可是我家里实在没有钱养活我妹妹了。趁过年的时候，我妹妹被送到了外婆家了。外婆家家里条件好点儿，能够养活我妹妹。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查抄才是送走妹妹的最主要的原因。虽然交了罚款，但是还得上户口。上户口还得交钱。家里实在交不起钱，就想起了这个办法，先寄养在外婆家。为此，邻居的小伙伴们都说我妹妹是“黑户”，是一辆拖拉机换来的。因为当时一辆差不多的15匹拖拉机就得4500元。我记得再见到妹妹是五年后了。这几年里已经流行做小生意和打工了。我爸趁这几年打过工，拉过煤，卖过菜，修理过锅碗瓢盆，卖过小吃。挣了点儿钱，把债务还了，也帮我妹上了户口。真是很不容易。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邻居说我爸把我妈卖了，卖到我外婆家的村庄了。我就组织了两三个小伙伴去找我妹妹。我们都没有给家人说我们的计划，就临时朝着外婆家的方向出发了。走了大概半天了，眼看就要中午了，我们几个小伙伴都快饿死了。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一家小卖店问路。小卖店儿的大婶儿告诉我们走错路了，让我们赶紧回去吧。我们几个很失落地往回走，心里很有不甘。饿的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就在路边一些别人吃剩下的甘蔗把儿，边啃着边往回走着。当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