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收手了，觉得也就是这些可挖掘的，该报道的都报道了，不过是以讹传讹，深挖就是黄赌一类，毒都没查到。
下八里已经被他俩“拿捏”了，没意思了。
而且那时临近过年，年后他和梁旭要去京城学习去了，再回来就是记者的一个新的台阶。
可就在这时，出了一件谁都没料到的事。
那天晚上，过了下班点，报社里空荡荡，不少外地的同事早就回老家准备过春节去了。就剩他和梁旭整理着资料，走的较晚一些。
他和梁旭笑闹着，准备收拾好东西，叫楼下收发室大爷，一块出去吃个加班饺子。
结果就在那个平和夜晚，报社里来了一个人。
一个瘦弱的浑身发抖，宽大卫衣帽子盖住头脸的男人，走到报社收发室，询问梁旭记者在不在。
当时早过了下班时间，已经晚上八九点钟了，收发室大爷其实挺奇怪，怎么会有人这个时间来，但也没耽误，就给楼上的梁旭打电话。
梁旭也觉得奇怪，亲自下来的，那人一开始支支吾吾，似还有些害怕的看着门外，急迫的问梁旭记者，是不是能帮人解决事。
梁旭一听就知道这人肯定有故事，一般遇到的事，大多都去找警察，只有走投无路又不知该如何办，怕是警察也难以理清的关系，才会找记者。
他直接带那人上楼，只是那时梁旭也好，纪莫年也好，根本没意识到这个人会引发后来一系列不可控的事。
一楼收发室位置暗，那人又低着头，所以到楼上大灯下头，纪莫年才看出来这是个二十多岁的男子，而帽子下的脸上，竟然满是血污。
吓了他俩一跳，赶紧说要送他先去医院，问他是不是被人打了，要报警，结果那年轻男人直接给他俩跪下了，一个劲的发抖，说自己没事，千万不能报警。
一直问他俩是不是什么都能报道出来，只要见报，就能解决大问题。
这人说话语无伦次，听着文化水平不高，看他手臂上的纹身应该是社会上混的。
梁旭尽量安抚他，查看他摘了帽子后头上渗出的血，可他不愿意去医院，梁旭就找了碘酒想给他包扎，可那人根本不在意自己的伤，就很急迫的问他们是不是啥事报道出来了，大家都知道了，就能解决。
梁旭只好顺着他的话保证，只要属实，他们报道出来后警方就不敢不查，这句话给了那个男人一记定心丸，他才缓缓地开始讲他的事。
然而，这件事，哪怕纪莫年他俩当记者几年了，自认看过无数人性黑暗面，也不免被震惊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