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同罪,谁敢在这天子脚下放肆,你尽管说,如果真的有冤屈,哥几个给你做主!”刘学峰说的大义凛然,一旁的手下也回过味来,跟着附和道。
原来这个高姓年轻人还真是福建一处大户人家的少爷,几年前时任特务处行动组副组长的郑维桓,在福建公干期间,看上了他家的万贯家财。
只因他老子仗着自己是地头蛇,压根没有鸟对方,于是郑维桓便伙同当地的保安团,给他们安上了红党的罪名,一夜之间,父亲被杀,母亲上吊,家中大小几十口子死的死,逃的逃,侥幸活下来的也都进了监狱。
只有他当时在外地求学,躲过了一劫。后来根据他的打听,了解到光他们本地有这种遭遇的就有七八家,个个都是求告无门,年轻人气盛,又身负血海深仇,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可任凭他将官司打到县里,省里,竟然没有一个官员搭理他,好几次要不是他机灵,差点被闻讯而来的特务暗杀,如此辗转几年。
后来他听人家说,那是个像明朝锦衣卫一样的组织。只有最上面的老头子还能管的了,于是一狠心,沿路乞讨奔着国民政府临时驻地武汉而来。
刘学峰越听越是兴奋,这不是瞌睡正好有人递枕头来嘛!两位局座正愁没有机会打压军统,没想到这泼天的功劳就要落在自己头上了。
但他毕竟当了特务这么久,知道打蛇不死后患无穷的道理,于是试探着问道:“小老弟,我听你这么说,心里非常同情你的遭遇。
但事关重大,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嘛?”
年轻人眼睛瞪得像铜铃那么大,大声嚷嚷道:“有啊!怎么没有!左邻右舍的证词,还有当年配合抓捕的一位好心警察可以作证,对了,还有我家哪些产业,现在都被发卖了,你们可以找人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