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上，朱国祥和朱铭取消太后、皇后的亲属犯罪议奏，看似让法律变得更公正了，但实行起来有可能起到反效果。
比如皇后的表弟犯罪，以前官员可以上奏，交给皇帝和重臣来处理。今后判案官员有决定权，不需要再上报，反而会被吓得不敢判，甚至是帮着涉案者脱罪。
有时候更公正的法律，实际运用却带来不公正。
这个版本的《大明律》，今后肯定还会修改，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调整。
只有父子俩都死了，《大明律》才不可更改，今后的君臣会使用补充条例填补漏洞。
历朝历代都是那样，太祖、太宗定下祖宗之法，后续皇帝搞各种补充条例，没有什么法律是一成不变的。
敲定了这个，朱铭又说：“还有就是赎罪，这个也是不断收缩的。宋代就比唐代更严格，北宋后期也比北宋初年更严格，我认为还要进行法律收缩。朱元璋的《大明律》可以借鉴，但也只是借鉴而已。”
朱国祥说：“赎罪条例可以取消。”
朱铭笑道：“朱元璋的《大明律》，对轻罪的赎罪条款，更像是一种变相的罚款和社区劳动改造。比如鞭刑和杖刑，有钱的出钱赎罪，没钱的出力赎罪，帮官府运炭搬砖都可以抵罪。”
“这个可以，其实就是小罪罚款。”朱国祥点头道。
“但我不同意重罪交赎金，”朱铭阐述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徒刑一年以下，可以交罚款赎罪，但一年徒刑以上必须坐牢！至于流放和死罪，就更不能交钱免罚！”
这些都是开创性的东西，只能由父子俩商议，无法交给大臣去制定。
因为历朝历代的罚铜赎罪条例，对于权贵和富人来说太宽仁了。
当初朱铭触怒宋徽宗，被下狱也一点不怕，就是仗着有赎罪条款。他没犯十恶之罪，又拥有官身，宋徽宗定再重的罪，朱铭都可以交罚款免死、免流放。
朱铭又说：“需要我们亲自制定的，还有对于官吏的法律。特别是对官员身份的定义，官员究竟算不算民？适不适用于对民的刑法约束？”
“是民！”朱国祥点头。
官员在触犯刑法时，究竟要不要跟庶民同罪？
现代人当然觉得应该同罪，但古代社会却不一定。
朱元璋是通过杀自己的驸马，才定下了“官民同罪”的先例。
朱铭说道：“我们制定的《大明律》，应该给出明确定义，即官员在触犯法律时，官员跟百姓属于一样的犯罪主体。”
“理当如此。”朱国祥严肃道。
父子俩足足讨论了两天，把开创性的东西给讲清楚，然后由朱铭写下总纲。
《总纲》更像一篇简略宪法，阐述大明法统与国家属性，论述皇帝—官—民的关系，以及定下“民为邦本”的基调，再论述编订《大明律》的意义所在。
朱铭叫来内阁成员和刑部尚书，把《总纲》给他们看了，又阐述那些开创性的东西。
众人沉默，似乎在消化新思想。
其实朱国祥在治理四川时，已经展示出很多东西，张根等人是有感受到的。
但写成法律条文，他们就有些受到冲击了。
在大明新朝的法律之下，文官没犯十恶之罪，居然也会被判死刑，甚至连流放都不能交罚款抵罪。
这也太严酷了，官不聊生啊！
刑部尚书柳瑊忍不住说：“太子殿下，此律一旦颁布，臣身为刑部尚书，恐怕会被千夫所指。”
朱铭笑道：“我翻看过《宋刑统》，也查阅了宋初的条例。宋朝初年，官员所犯罪行当中，对待贪赃枉法是最严厉的。仅仅过了几十年，贪赃枉法就变得稀松平常，甚至连皇帝都懒得去处罚贪官。不是大明的法律太严酷，而是宋朝对官员过于宽仁，甚至已经到了放任的地步。”
既然太子已经定下基调，那众臣也不能再说什么。